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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地产价格的居高不下，引发了对单位集资建房的同情，以往被视为福利腐败渊薮的单位建房再次登堂入室。有人批判开发商哄抬房价，得出的结论是自己饮鸩止渴，令人匪夷所思。
与个人集资建房不同，单位集资建房从获取土地到房产分配，都有行政色彩，既难公平，也无效率，还有后患。
从土地获得来说，能够拥有自有土地”的单位几乎都是些大型企事业单位，这些无偿划拨或者低价获得的土地是因为单位特权身份而得。当初以防止国企破产等理由获得公共资源，单位没有有效使用，如今反而成为企事业单位的一大利好，借助单位集资建房这一模式，公共资源成为单位内部资源。占据特权的企事业单位因此不仅成为市场的特权阶层，更成为福利的特权阶层。从广州部分已批出建设自建房的单位来看，都是大型占据特殊市场地位的企事业单位。社会就业人士将对这些效率低下的单位趋之若鹜，后果是直接降低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，对中小民企等非特权企业就显不公。
如果公共资源要转变为某个单位的福利资源，那么，该单位必须做出等价补偿，这样对于所有纳税人才是公平的。政府可以将相关利益转移到低收入人群身上，以实现二次分配的公平和公正。
再说房产分配，一些媒体以普通工人住进单位自建经济适用房这样煽情的标题，进行感性支持。诚然有低收入职工因此受益，但更大的不公隐藏在冰山之下。
2001年7月，西安市粮食局以其下属某公司干部住房紧缺为名进行集资建房，2002年10月建成并分配给了职工，按官阶论处；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为解决职工住房而修建的住宅小区，人人有份，内需满足之后还搞起外销……这种情况全国各地皆有，《半月谈》等媒体报道，在全国一些地方，不仅党政机关在为公务员建造“公务员经济适用房”，大专院校、科研院所、文化团体、卫生机构乃至大型国有企业，凡是有钱有权的单位都在想方设法大搞“自建住房”。
有人会说，这是监管不当所致，政府已经做到“三限”，足以弥补这一漏洞。果真如此吗？
所谓三限，即“限户型、限价格、限销售对象”，只能卖给符合中低收入标准的家庭。如果分配不规范，要给予行政处分。如果国土房管部门的这一美好愿望真能达成，那么在经济适用房领域就不会出现多么多明目张胆、难以扼制的寻租行为了。
设想一下，如果身为某单位的房管会主任，他必须面临以下几个难题：第一，如何甄别单位员工的家庭收入情况？
第二，如何防止在得到与得不到自建房的新老职工之间，形成新的不公？第三，如何对付劳动力流动？如果职工走出单位就收回自建房，有违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趋势；第四，有效率的员工因为收入稍高得不到住房，低效者反而受到鼓励———那单位就成了救济院，市场效率只能一败涂地；第五，有本地户口与无本地户口的职工、不同聘约的职工是否区别对待？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，他如何应付来自上司的压力，上司的那些七大姑八大姨纷纷挤进单位，伸手要房怎么办？这些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？要达成监管的成本由谁支付？
而如果对单位自建房逐个严格审批，剩余部分收归地方政府，恐怕单位的建房动力就会打个大大的问号了。
因为房价高而赞成单位自建房，只会离充分竞争的目标越来越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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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要卖房